【学术分享】通过跨界合作在解决城中村改造实施困境中推动本土理论创新

仝德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助理、人文社科建设专班主任、研究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分会委员

跨界研究在推动本土化理论创新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城中村改造的研究中，跨界不仅涉及理论、技术与应用的全链条合作，还需要不同角色的人士共同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政府官员、高校学者、规划院、行业协会和企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彼此从不同视角探讨城中村问题，使产出更加系统全面。期待规划工作者将研究链条拉长，从目标、战略到路径，对城中村改造进行全方位思考。同时，跨界合作形式应多样化，可通过学术小组、联合调研、竞赛等方式，汇聚不同领域智慧，推动城中村的跨界研究，促进本土化理论创新。

本土化理论的创新突破口在于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城中村改造研究至少有四个方向可与西方理论展开交锋，有望实现理论突破。第一，产权与收益的关系。在中国复杂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下，权和益并不总是统一的，出现了“有权无益”或“有益无权”的现象，如何清晰界定产权和收益，是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二，产权与治理的关系。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清晰产权是高效治理的基础，但产权界定成本过高，清晰产权也许可遇不可求。建立渐进式治理框架，甚至在模糊产权下探索空间秩序的逻辑与手段，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机会。第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体现在社会经济研究的各领域，不限于城中村改造，但我们的专业可以提供纵深领域独特视角。从国内外大多数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看，“租差”捕获是关键，具有很强的市场属性；而住房保障是调控市场失灵的重要举措，政府作为是关键。城市建设三大工程以城中村改造为抓手，将城市更新、住房保障、甚至“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统一推进，这为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理论逻辑提供了研究场域。第四，社会资本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人情社会，社会网络、邻里共识和信任等社会资本在城中村改造和城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社会认可下的重要调控变量与西方建立在法律体系下的城市治理模式不同，具有作用机制提炼和理论化的潜力，可以为全球城市治理，特别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

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

城中村改造的路径应符合新时代要求，尤其是在共治、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当前的城中村改造不仅是对空间规划的挑战，也是理论创新的契机。无论是传统的规划人员还是设计师，都需要重新思考城中村这一特殊空间的研究及处置范式，并推动教学与科研的变革。

首先，城中村不仅涉及物质空间的问题，更涉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多个层面的更新。传统的规划范式已经无法适应城中村这样复杂的空间，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从本土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城中村改造具有丰富的潜力。无论是租差理论，还是批判性理论，都可以为城中村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提供解释。特别是城中村作为低收入群体的“落脚城市”和“孵化器”，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而是为新城市群体提供发展可能的机会空间。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城中村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城市生活新方式，也可以引发更多关于社会平等与城市活力的讨论。当然，城中村在为许多低收入群体提供栖息之地的同时，也存在环境恶化、生态文明缺失等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如富有的房东与贫困的租客、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角色差异，尤其是面向现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语境中间的诸多矛盾，实现城中村的更新改造和健康发展本身不仅具有很强的本土理论化价值，同时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想的重要回应。从实际操作来看，城中村改造一定要因地制宜。例如，广州的城中村由于宗族文化强大，改造难度较大，而武汉等中部地区的乡土社区则完全不同，在改造策略上的选择就有很大差异。这说明，地方性特点和文化差异对改造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建议通过“一村一策”来推进城中村改造，根据各地的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改造策略，切忌“一刀切”的运动式改造。城中村改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并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统筹、协商和治理，通过空间再生产，平衡资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分配，确保各利益群体受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4年第12期 年会学术对话栏目